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零一篇 致诸弟：交友拜师以专一为要

一封信作文  网为 大家 提供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零一篇 致诸弟：交友拜师以专一为要

【原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三日接到诸弟信，系腊月十六在省城发，不胜欣慰。四弟女许朱良四姻伯之孙，兰姊姊女许贺孝七之子，人家甚好，可贺。惟蕙妹家颇可虑，亦家运也。

六弟、九弟今年仍读书省城，罗罗山兄处附课甚好。既在此附课，则不必送诗文与他处看，以明有所专主也。凡事皆贵专。求师不专，则受益也不入；求友不专，则博爱而不亲。心有所专宗，而博观他途，以扩其识，亦无不可。无所专宗，而见异思迁，此眩彼夺，则大不可。罗山兄甚为刘霞仙、欧晓岑所推服，有杨生(任光)者，亦能道其梗概，则其可为师表明矣，惜吾不得常与居游也，在省用钱，可在家中支用(银三十两则够二弟一年之用矣，亦在吾寄一千两之内)。予不能别寄与弟也。

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，彼时无折差回南，至十二月中旬始发信，乃两弟之信骂我糊涂。何不检点至此！赵子舟与我同行，曾无一信，其糊涂更何如耶？余自去年五月底至腊月初未尝接一家信。我在蜀可写信由京寄家，岂家中信不可由京寄蜀耶？又将骂何人糊涂耶！凡动笔不可不检点。

陈尧农先生信至今未接到。黄仙垣未到京。家中付物，难于费心，以后一切布线等物，均不必付。

九弟与郑、陈、冯、曹四信，写作俱佳，可喜之至。六弟与我信字太草率，此关乎一生福分，故不能不告汝也。四弟写信，语太不圆，由于天分，吾不复责。

余容续布，诸惟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
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廿六日

【译文】

四位老弟左右：

正月二十三日我接到四位弟弟于腊月十六在省城寄出的来信，看了之后，非常欣慰。来信中说，四弟的女儿许配给朱良四姻伯的孙子，兰姐的女儿许配给贺孝七的儿子，这两户人家的为人都不错，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事！遗憾的是，蕙妹的境况有些令人忧虑，这也是家运啊。

六弟、九弟今年仍然在省城，跟随罗罗山兄听课学习，这很好。既然在此上课，就不要再将诗文送给别人指正，以表明心有所专。凡事贵在一个专字，若寻求老师不专一，则受益也不会有多深；若寻求朋友不专一，也只能是平淡的交往，不会有亲近之感。心里有专一的东西，在此基础上博览群书，广交朋友，可以增长见识，也无可非议；心中没有专一的东西，却见异思迁，变来变去，就太不应该了。刘霞仙、欧晓岑对罗山兄非常推崇佩服，杨生(名任光)也能随口说出他的大致情形。由此可见，罗山兄可为人师是毋庸置疑的，可惜我不能够常与他住在一起交流切磋。至于两个弟弟在省城的用度，可以由家里支付(三十两银则够两弟一年的费用，这也在我寄回家的一千两银之内)，我就不再另外寄钱给你们了。

我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到京，那时没有信差回湖南，所以到十二月中旬才发信，结果，两个弟弟来信，骂我糊涂，为何这样不检点？赵子舟和我同路，一封信也没有写，那他的糊涂更如何？再说去年从五月底到十二月初，我没有接过一封家信，我在四川，可以写信由京城寄家里，难道家里就不可以写信由京城转寄四川吗？那又该骂谁糊涂呢？在动笔的时候，一定要考虑周全，不可乱讲。

陈尧农先生的信到现在还没有收到。黄仙垣也没有到京。家里托人带东西进京，实在太麻烦了。以后布线等一切东西，就不要托人捎过来了。

九弟写给郑、陈、冯、曹四人的书信，书法文笔都有可以表扬的地方，真是一件可喜的事。只是六弟寄给我的信，字体潦草，这关系到一个人一生的福分，所以我不能不给你指出来。四弟的信中，话说得太过生涩，不够圆润，因为这与天分有关，我也就不再责备你。

余容续布，诸唯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
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六日

【解读】

古人说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。”的确如此，茫茫人海中，能够遇到同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屈指可数。因此说，交友要专一，要真心真意去对待朋友。

瞿秋白对于鲁迅早就仰慕，非常敬佩。同时鲁迅也非常欣赏瞿秋白的人品和文章，他还曾多次和自己的朋友冯雪峰谈到瞿秋白的杂文：尖锐，明白，明畅，并赞扬瞿秋白是个有才华的人，让他十分敬佩。此外，他还诚恳地指出瞿秋白杂文深刻性不够，少含蓄，所以他更推崇瞿秋白的论文、译文。

鲁迅和瞿秋白还没有见面的时候，就互通书信，声气相通。瞿秋白对俄语十分精通，他在一封信中表示，他对鲁迅翻译的苏联小说《毁灭》感到十分赞赏，但他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鲁迅译文中所存在的问题，并充满感情地说道：“我们是如此亲密的人，还没有见面的时候就是如此亲密的人。”鲁迅看后，更是高兴。两人以“敬爱的同志”互相称呼，这对一向谨慎的鲁迅来说是实属少见的。

1932年夏天，两人第一次见面。两人见到后，更是一见如故，谈得十分投机。他们在一起执笔论文，心中的喜悦之情由衷地表现了出来。

后来，瞿秋白、杨之华为了避难，有四次都是暂住在鲁迅家。而每次鲁迅都是十分热情地款待他们，甚至将他的房间让出来，自己睡在地铺上。于是两人的关系更加密切。有一天，鲁迅送瞿秋白一副对联：

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

斯世当以同怀视之。

可见，鲁迅对瞿秋白的情意如此之深。而被他如此崇尚和推许的，瞿秋白是第一人。

曾国藩交友十分广泛，他从这些良师益友中得到许多宝贵的意见和知识。所以，他主张交友贵在专一，必须要彼此交心。他在这封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：凡事都贵在一个专字，寻求老师不专一，受益也不会有多深；寻朋友不专一，只是平淡地交往，也不会亲近。但如果心里有专一的东西，再博览群书，广交朋友，就可以扩充见识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。但如果一个人心里没有专一的东西，见异思迁，变来变去，这是人最要不得的。从中可以得出：人要完成一件事情，就必须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情上，要从始至终，坚持不懈。不要见异思迁，做着这样想那样，看看这山望那山，人如果不专心，就会一生一事无成。

古人最不赞成以利益作为交友的目的，因为如果只是为了得到个人的利益而去结交朋友，那样势必会影响到个人的品行和生活的质量。这正如孟子所说：“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挟也。”可见，孟子交友，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品德和学问，而不是为了有利可图才去与人交往。

曾国藩就非常称赞管仲与鲍叔牙这样的朋友。管仲和鲍叔牙都是春秋时期齐国的名相，两人的友谊更是堪称文人士大夫友谊的典范，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。在鲍叔牙因病逝世的时候，管仲十分悲痛，伤心欲绝。有人不解，便问他：“你与鲍叔牙并非君臣，也不是父子，为何伤心到这种程度？”管仲则回答：“你有所不知，我和鲍叔牙是最亲密的朋友，他是我一生最崇敬的朋友。我们年轻的时候一起去南阳做买卖，在路途中遇到南阳的无赖，他们对我进行了三次羞辱，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怕死，而是知道我是为了一番事业才忍辱负重；他曾经同我一起向先王提出谏言，先王却不听，鲍叔牙则认为我是生不逢时；我与鲍叔牙一同分钱财的时候，我分的钱比他多三倍，他并不认为我是贪财自私，因为他知道我家中状况不好；当初，我辅佐的王子纠失败了，别的大臣都以死誓忠，我却甘愿被囚困，鲍叔牙没有耻笑我没有气节，他知道我是为了图谋大业而不在乎一时的名声。生养我的是父母，但是真正了解我的是鲍叔牙啊！”

曾国藩为管仲对鲍叔牙的这种情意而感动，在他看来，交友就必须要专一，宁缺毋滥，他还将自己的这种思想传递给子侄。告诫他们交友拜师都要以专一为要，这样才能从中受益，否则就会得不偿失。

南朝梁元帝萧衍有一手好书法，为天下人所敬仰，李世民更是对他十分敬仰。李世民认为，只要练就一手好书法，自然也就会成为一位合格的皇帝。于是他每天都苦练书法，为了把字练好，他寻遍天下的名帖名碑。而纵观天下，他知道古今以来王羲之父子亲书的名帖可谓是天下第一书。从此这变成了他梦寐以求的珍品。于是，他传达圣旨，天下间的名帖都进贡到了长安玉华宫含风殿里。如王羲之的《游目帖》《快雪时晴帖》，王献之的《中秋帖》《送梨帖》等都到了李世民的手中，这让李世民十分喜悦。

但是当李世民发现王羲之最出名的《兰亭序》帖始终找不到时，就让人开始四处寻找。有人传来了消息，说这个帖保存在浙江一位有名的禅师辩才手中。于是，李世民就派人将这位禅师请到宫殿上，好言相劝让他献上此帖，但是禅师却一口否认有此帖。这让李世民十分无奈，发出：“贵为天子，却无缘得见此神品，奈何！奈何！”的感慨。这时候，他的两位能臣：一个是能谋的房玄龄，另一个是善断的杜如晦。在他们的商议下，房玄龄出了一个好主意，就是先放禅师回去，让事情先暂缓一下，然后再派一个能说会道的御史萧翼前去“诈取”。这个“诈”法就是由萧翼假扮成一个世代书香的名门子弟，携带几幅二王的真帖，以拜师求教为名，接近辩才。

结果，萧翼果然不负君命，骗取了辩才的信任，从辩才的手中看到了《兰亭序》帖的真品。真品一出现，萧翼立刻“变脸”，当即拿出钦差御史的官威，狠狠地数落老和尚对皇上不说真话的“欺君大罪”，当面宣布将此真品没收，上缴朝廷。可怜82岁的老和尚惊得目瞪口呆，不久就郁郁病逝。

李世民得到这个国宝，终于圆了多年来的一个梦。他临终时下令将此国宝随葬，永伴圣躬。后来有人多次盗墓，就是不见此物。有人便讽刺这些以求师拜学为幌子而进行诈骗的行为实属小人行为，觉得他们虽然得到了宝贝，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令人十分唾弃。

曾国藩十分厌恶这种以欺诈为手段的拜师行为。他时刻都告诫自己要用一颗真心去与人交往。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对待人和事物的专一，而使他得到了许多人的情谊，并因此而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。

作为今人的我们，也一定要有这种专一的精神，对人专一，对事专一，持之以恒，相信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。

 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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