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篇 致九弟：济人须济急时无

一封信作  文网为您 提 供曾国藩家书 第一百篇 致九弟：济人须济急时无

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归，接弟信，并《二十二史》七十二套。此书十七史系汲古阁本，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系宏简录，《明史》系殿本。较之兄丙申年所购者多《明史》一种，余略相类，在吾乡已极为难得矣。吾后在京亦未另买全史，仅添买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四史及《史》、《汉》各佳本而已，《宋史》至今未办，盖阙典也。

吉贼决志不窜，将来必与浔贼同一办法，想非夏末秋初不能得手。弟当坚耐以待之。迪庵去岁在浔，于开浔守逻之外，间亦读书习字。弟处所掘长壕如果十分可靠，将来亦有闲隙，可以偷看书籍，目前则须极力讲求壕工巡逻也。

澄弟于二十二日下县，赖明府于蝗于事办理极为认真，有信邀绅士去。温弟于二十五日回家。亦山先生二十二日归，二十六复来。瀛皆先生二十上学，二十二日开课，亦山亦执贽受业。甲五目疾总未甚好，右目外云如故，左目已属大好，究不能与常人一般。九弟妇体气极弱，服峻补之剂，日有起色。再过数日，应可出房照料杂事。青山二十七日暂归，余嘱其初一复来。二十八日夕接弟二十二日信，亦请青山在此多住月余，二月内必坚留之也。

周济受害绅民，非泛爱博施之谓，但偶遇一家之中杀害数口者、流转迁徙归来无食者、房屋被焚栖止靡定者，或与之数十金，以周其急。先星冈公云：济人须济急时无。又云：随缘布施，专以目之所触为主，即孟子所称“是乃仁术也”。若目无所触而泛求被害之家而济之，与造册发赈一例，则带兵者专行沽名之事，必为地方官所讥，且有挂一漏万之虑。弟之所见，深为切中事理。余系因昔年湖口绅士受害之惨，无力济之，故推而及于吉安，非欲弟无故而为沽名之举也。

金、史、谢信此次未写，少迟再寄。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。孙朗青、吴贯槎均来。初四日系先大夫初周年忌辰，敬办小祥祭事。俟日内再行详布。即问近好，诸惟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二十七日刘福一等四人回来了，接到了弟弟的来信，和《二十二史》七十二套。这些书中的“十七史”是汲古阁本，《宋》、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是宏简录，《明史》是殿本。比我在丙申年所购买的多了一种《明史》，其他各部都没什么区别，但是这样的版本在我们乡间已经是极难得到的了。后来我到了京城之后，也没有再另外购买全史，只是增添了《辽》、《金》、《元》、《明》四史及《史》、《汉》的各种佳本。而《宋史》到现在还没有买到，是唯一尚缺的典籍。

吉安的敌军决定不逃了，将来一定得与浔阳敌军用同一种办法，看来不到夏末秋初是不能拿下他们了，弟弟要坚持，耐心地等待，迪庵去年在浔阳，在开浔守城巡逻之外，有时间也会读书习字。弟弟那边所挖的壕沟，如果十分可靠，将来如果有空闲，可以尽量抽出时间来看书，目前一定要尽力办好壕工巡逻这件事。

澄弟在二十二日到县里。赖县令对蝗虫一案办得非常认真，有书信邀请绅士去。温弟在二十五日回家。亦山先生在二十二日回去，二十六日又回来了。瀛皆先生二十日入学，二十二日开课，亦山也跟随一同学习。甲五的眼病一直没有大的改善，右眼也是一样，但是左眼已大大好转，只是看东西不能像正常人一样。九弟的妻子最近身体虚弱多病，因为不间断地吃了很多大补的药剂，近段时间已经有起色了，估计再过些日子，应该能出屋照料一些家中的杂事了吧。青山二十七日暂时回去，我嘱咐他初一再来。二十八日晚上接到弟弟二十二日的来信，也请青山在这里多住些时间，一定要坚持把他留下住上两个月。

我主张周济受灾的乡绅百姓，并不是说要泛爱博施，只是偶尔遇到一家之中被杀数人的灾民，或者辗转迁徙来此，一时没有粮食的，房屋被烧无处安身的等等，可以适当地给予数十金，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。从前星冈公曾说“济人须济急时无”。又说“随缘布施，专以亲眼所见为主”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“是乃仁术也”。如果没有亲见真实的情景，而是盲目地征寻受灾人家，广泛地予以救济，那和造册发放救济款有何区别呢？这样不仅达不到真正的效用，反而只会被别人看做带兵的人沽名钓誉，也会因此被地方官员讥笑。另外还会造成只是少数人得到恩惠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被遗漏的现象。弟弟的见解，深深地切中了事理的要害。因为去年湖口绅士受害很惨，而我却无力救济他们，所以才推论于吉安，并不是要弟弟无故施恩，被误解为沽名钓誉的举动。

这次没有写好给金、史、谢的回信，只好过段时间再寄。李雨苍二十九日到家。孙朗青、吴贯槎也都一同回来。初四是先大夫一周年忌辰。在敬办小祥祭奠仪式之后，再详细叙述此事。

顺问近好，诸唯心照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八年正月二十九日

【解读】

古人讲，人有四种类型：独善其身的，兼善天下的，独恶其身的，兼恶天下的。对此，冯友兰则说，做人有四种境界：自然境界，功利境界，道德境界，天地境界。易中天也说：“一个人如果同时具有孔子提倡的爱心、孟子的正义、墨子的实践、韩非子的直面人生、老子的智、庄子的慧、荀子的自强，那么这个人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。”

曾国藩在这封信中，告诫弟弟说：“我主张周济受灾的乡绅百姓，并不是说要泛爱博施，只是偶尔遇到一家之中被杀数人的灾民，或者辗转迁徙来此，一时没有粮食的，房屋被烧无处安身的等等，可以适当地赠与数十金，以周济他们急用。从前星冈公曾说‘济人须济急时无’。又说‘随缘布施，专以亲眼所见为主’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‘是乃仁术也’。如果没有亲见真实的情景，而是盲目地征寻受灾人家，广泛地予以周济，那和造册发放救济款有何区别呢？这样不仅达不到真正的效用，反而只会被别人看做带兵的人沽名钓誉，定会因此被地方官员讥笑。另外还会造成只是少数人得到恩惠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却被遗漏的现象。

从中可以得出，曾国藩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，他懂得如何利用自己的善去救人于水火。在他看来，对一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可以适当地给予一些他们急需要的东西，这样就会让那些穷困的人得到帮助，而不是广泛地去施恩，那样有可能只能救济其中一些人，而另外一部分人根本就得不到救济，这样就会被人们认为你是在利用善事，而做些沽名钓誉的事情。因此说，如果想要对一个人施恩，就要亲眼见到这个人得到了自己所给予的东西，那样你的施恩才真正起到了作用。这也正是古代所讲的雪中送炭，急人所急。

南宋时期，著名诗人范成大，他一生写了许多诗歌，晚年退居故乡石湖，自称石湖居士。他留下一本《石湖居士诗集》，文中有一首诗，题目是《大雪送炭与芥隐》。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：不是雪中须送炭，聊装风景要诗来。其中意思是说：如果不把炭送在困难时刻，那种营造出的意境和诗意将是勉强和造作的。

据《宋史.太宗纪》记载，有一年，天降大雪，天寒地冻，到处是积雪，天气十分寒冷。宋太宗在宫中，穿着龙袍，烤着炭火，还依旧觉得寒气逼人。他突然想：我身为皇帝，住在宫中，条件这么好，还依然觉得寒冷。而外面那些没有衣服防寒，没有食物充饥的人民，不知道会冻成什么样子？而自己作为百姓的父母官，这时候更应该怜爱他们才是。”于是他就马上召开封府尹进宫，对他说：“在这个天寒地冻的天气里，我们有吃有穿有火烤，而外面那些老百姓缺衣少食，怎么办？你立刻带上衣服、粮食和木炭，去寻访那些穷人，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。”

开封府尹立刻遵从皇上的命令，带领随从，准备好衣服、粮食、和木炭，挨家挨户去送。凡是有困难的，都给送去米和衣服。凡是没有柴烧的，都给送去木炭。让那些穷人有饭吃，有木炭生火取暖。一时间，举国上下交口称赞，传为美谈。

这便是用自己的恩惠，让百姓得到了所需。

其实，有时候你的一时慷慨，也会得到别人日后的回报。这也正如俗语所说：“好心必有好报。”比如胡雪岩因为在王有龄最困难的时候，帮助了他，让他十分感动，他便将胡雪岩看做是“雪中送炭”的君子。

胡雪岩在钱庄当跑腿伙计的时候，认识了落魄的王有龄，他见他是一个正义之人，又得知他因为没钱买官而郁闷，就冒着被老板炒鱿鱼的危险，私自从钱庄借走了500两银子给王有龄。后来，王有龄经过同乡何永桂提携，从此翻了身，最后坐上巡抚的交椅。而王有龄则是个知恩必报的忠义之士，利用自己在官场上的优势，倾全力“投之以李，报之以桃”。随后，王有龄又取得了“晚清三杰”之一的左宗棠的信任，攀上了权贵。后来，在王有龄的帮助下，胡雪岩自立门户，贩运粮食。结果他在官与商之间如鱼得水，游刃有余，从此走上了从商的坦途，事业日渐发达。

还有，浙江藩司麟桂在危难时刻，胡雪岩慷慨解囊，帮助他顺利渡过了难关就是典型一例。当时阜康钱庄刚开业，杭州太守捎信来说，藩司麟桂想从阜康钱庄暂借二万两银子。在这之前，胡雪岩对麟桂也只是听说而已，没有任何交往，再加上胡雪岩早就听官府里的一些知情人士说，麟桂就要调离浙江，去江宁（南京）上任，这次借钱的用途，很可能是用于填补他在任时财政上的亏空。而此时刚刚开业的阜康钱庄，包括同业庆贺送来的‘堆花’，也不过只有四万现银。

如果借了，这人一走，那借出的银子岂不是打了水漂？即使人家不赖账，像胡雪岩这样有身份、爱面子的人，是不可能天天跑到人家官府去要债的。但是如果二万两银子收不回来，这对刚成立的阜康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换做一般钱庄的老板，大都会向麟桂打个幌子，先是阳奉阴违地奉承一番，然后再说几句空话应付过去。诸如“小号本小利薄，无力担此大任”，或者“创业未久，根基浮动，委实调度不开”。即使有钱庄愿意冒险出钱救急，也是利上加利，乘机狠宰一把，活生生地将那麟桂剥掉几层皮。

但胡雪岩却没有那么做，他做事向来有长远打算，从不计较眼前的一时得失。他认为：如果在人家最困难、最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，你帮着解了围，人家一定不会忘记。只要他官位不倒，到时利用手中的权势，略加行个方便，不愁这二万两银子拿不回来？更何况据知情人分析，麟桂也不是那种欠债不还、耍死皮赖账的人。如今他调任，只是不想把财政“亏空”的把柄授之与他人，影响他仕途的发展，所以才急需一笔钱来解决这亏空的问题。胡雪岩经过仔细考虑后，立刻决定“雪中送炭”。

太守大人得到胡雪岩的借款后，十分感激，就将胡雪岩钱庄，上次钱业公所承销的官票，上报朝廷，由于阜康带头认领，且数额甚大，故朝廷下旨，特加褒奖。这么一来，阜康的声名，可就上达京城了。此外，抚台大人还吩咐，要将江宁、浙江两地解往江南大营充饷的税款，尽量交阜康往来。这对胡雪岩来说是一笔不小的生意。

事实证明，胡雪岩凭借借出的两万银子，不仅使“阜康”钱庄获得了一笔不小的生意，而且还将钱庄生意做到了上海和江苏。还有，落魄文人裘丰言，胡雪岩每到节日都给他送礼金，裘丰言十分感激。因此，时常有人盛赞胡雪岩有“春秋”策士风度。

可见，胡雪岩屡出义举，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“欲先取之，必先与之”的做法。

所以说，一个懂得施恩的人，不但能让有困难的人得到帮助，更能让自己的善举具有真正的“雪中送炭，给人以温暖的作用”。否则，则会被人们认为是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的伪君子。

唐太宗李世民认为自己继承皇位以来，在他的治理下，老百姓都安居乐业，道德水平也有所提高。所以为了能够表现他的仁君之举，以提高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，就下令把已判死刑的390名犯人一律暂时释放回家探亲，为期一年。等到第二年，再如期返回接受行刑。这让很多人都觉得李世民是个比较有人情味的皇帝。后来，刑期满后，那些人都如期返回，没有一个逃跑者。这让李世民非常高兴，于是下令将全部被判死刑者释放。这在当时便被传为了美谈。人们都认为，那些死刑犯人是因为受到了李世民的大恩而感动，都成了讲信义的君子。

但是，宋代欧阳修却写了一篇《纵囚论》，批评李世民沽名钓誉、欺世盗名。而事实上是李世民和死刑犯人双方都用了心机，达成了一种默契。也就是说李世民早就料到他们会回来才会放他们，而死刑犯人也是猜想到他们回来会被赦免才会回来，这是在合演一台好戏，演给老百姓看。从而，李世民得了美名，死刑犯人得了赦免的实惠，双方都有好处，受愚弄的是老百姓。

由此可见李世民这种施恩的方法，并不能得到众人的赞赏，反而却被人认为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伎俩。从中也让我们知道，用权术来哄骗世人，只能欺骗一时，却很难欺骗长久。作为一个有识之人，会一眼将这种伎俩看穿，揭发其行为的不义。

所以说，我们在给人施恩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别人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帮助他渡过难关，不期望任何回报和所得，而不是利用自己的施恩而要索取什么，那样，你的善举只能说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伎俩，是小人的行为，这是我们今人所应注意的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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