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七十二篇 致九弟：治军要注意平和二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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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春二、安五归，接手书，知营中一切平善，至为欣慰。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，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？接到弟寄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，未知果否成行？顷得耆中丞十三日书，言浙省江山、澜溪两县失守，调次青前往会剿。是次青近日声名亦渐渐脍炙人口。广信、衢州两府不失，似浙中终可无虑，未审近事究复如何？

广东探报，言逆夷有船至上海，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。若无此等意外波折，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。九江竟尚未克，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。闻麻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，未知确否？弟于次青、迪、厚、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，俾余亦略有见闻也。

家中四宅大小眷口清吉。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，日内并未服药，夜间亦能熟睡，至子丑以后则醒，是中年后之常态，不足异也。纪泽自省城归，二十五日到家。尧阶二十六日归去。澄侯二十七日赴永丰，为书院监课事。湘阴吴贞阶司马于二十六日来乡，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，次日归去。

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，奉朱批“该部议奏”。户部于二月初九日复奏。言“曾（国藩）所拟尚属妥协”云云。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，闻杨、彭在华阳镇抽厘，每月可得二万，系雪琴督同凌荫廷、刘国斌等经纪其事，其银归水营杨、彭两大股分用。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力赞其议，想杨、彭亦必允从。此款有著，则余心又少一牵挂。

郭意诚信言四月当来乡一次。胡莲舫信言五月当来一次。余前荐许仙屏至杨军门处，系厚庵专人来此请荐作奏者。余荐意诚、仙屏二人，闻胡中丞荐刘小铖(芳蕙，袁州人)已为起草一次，不知尚须再请仙屏否？余因厚庵未续有缄来，故未先告仙屏也。仙屏上次有一信与余，尚未复信。若已来吉营，乞先为致意。季高处此次匆遽，尚未作书，下次决不食言。

温弟尚在吉安否？前胡二等赴吉，余信中未道及温弟事。两弟相晤时，日内必甚欢畅。温弟丰神较峻，与兄之伉直简淡虽微有不同，而其难于谐世，则殊途而同归。余常用为虑。大抵胸多抑郁，怨天尤人，不特不可以涉世，亦非所以养德；不特无以养德，亦非所以保身。中年以后，则肝肾交受其病。盖郁而不畅，则伤木；心火上烁，则伤水。余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，寝其由来不外乎此。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，幸勿视为老生常谈。至要至嘱。

朱云亭妹夫二十七日来看余疾，语及其弟存七尚无功名。兹开具履历名条，望弟即为玉成之。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，广厦万间，本弟素志。第善觇国者，睹贤哲在位，则卜其将兴；见冗员浮杂，则知其将替。善觇军者亦然。似宜略为分别，其极无用者，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，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，庶为得宜。至顿兵城下为日太久，恐军气渐懈，如雨后已弛之弓，三日已腐之馔，而主者晏然，不知其不可用。此宜深察者也。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？此亦宜深察者也。

目力极疲，此次用先大夫眼镜，故字略小，而蒙蒙者仍如故。温弟未及另缄，谅之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春二、安五已经回来了，我也接到你的手书，知道营中一切平稳，心里很欣慰！自从二月份以来，次青都没有给我写过信，他的家人已到达江西，不知他与家人是否见面？弟弟寄来胡中丞奏请他入浙的文章，不知去了没有？刚收到耆中丞十三日寄来的信，说浙省江山、澜溪两县失守，次青前去围剿。由此看来次青的名声，已是脍炙人口。广信、衢州两府不失，似乎浙中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只是不知近来的情况如何？

根据广东来的密报，说洋人有船只来到上海，怕是金陵的余孽请来的援兵。假如没有这些意外，那洪、杨之祸，今年就可以平定。九江到现在还没有围攻下来，可见林启荣的坚忍，实在是常人难以企及的。听说麻城防守的士兵，三月十日时小败一次，不知是否属实？对于次青、迪庵、厚庵、雪琴等人，弟弟要经常与他们通信，我也会留意他们的情况。

家里老幼平安，我的病已经好了百分之七八十，近些天并没有吃药，晚上睡眠很好。但是人到中年睡到子丑以后就会醒来，这也是正常现象，并不奇怪。纪泽从省城回来，二十五日到家。尧阶二十六日回去，澄侯二十七日去永丰，为了去书院监课的事。湘阴吴贞阶司马，二十六日来家里的，是厚庵嘱咐他来看望我，第二天就离开了。

我写的关于报销的事，大致草拟定了一份奏折，奉朱批由户部议奏，户部随即在二月初九复奏说曾国藩所拟的还比较妥当。将来要动用部费，不少于几万两。听说杨、彭在华阳镇抽厘金，每月有两万两，是雪琴督责凌荫廷、刘国斌等经手这件事，抽的厘金归水营杨、彭两军分用。我偶尔说可以从这个项目上设法筹出部费，贞阶很赞成，我想杨、彭会同意的。这些钱有了着落，我心里也少了些牵挂。

郭意诚在信中说，四月份准备来乡一次。胡莲舫打算五月份来一次。我曾经推荐过许仙屏到杨军门处，是厚庵专门派人来请求推荐起草奏折的人。我推荐意诚、仙屏二人，听说胡中丞推荐刘小铖，而且帮他起草了奏折，不知道还应不应该请仙屏来。因为厚庵没再写信给我，因此也没有事先提起仙屏的事情。仙屏上次给我写了信，我还没有回信给他。如果他先到达吉营，请先代我向他表示感谢。由于时间紧，没有写信给季高，下次决不食言。

温弟是否在吉安？上次胡二等前往吉安，我的信里没有提到有关温弟的事。两位弟弟见面，想必一定很畅快。温弟的性情严肃，与我的率直虽不同，可不善于处世，却是殊途同归。我因此常感忧虑，以至于胸中忧郁，怨天尤人，不但不能处世，也不能养性修身，到最终不能保护自己。到了中年以后，由于肝肾不好，凡是有心情不舒畅，是伤木；火气大，是伤水。我现在的眼病和夜里失眠原因都在此。所以我对两位弟弟常常用平和来告诫，别以为这些是老生常谈。要记住并且要遵守。

二十七日朱云亭妹夫来看望我的病，说他的弟弟存七现在还没有功名。现开下履历名条，希望弟弟能办成此事。亲族中前往弟营中投军的人数不少，广厦万间，招贤纳士，是弟弟一直以来的愿望。观察历代兴亡，若看到贤哲在位，那么国家将兴旺；若看到鱼龙混杂，那么王朝就会出现更替。仔细体察军队的情况同样如此。对前来投军的人应该有所区别，没有一点才能的，或者多给路费命他们回家，或者租赁些民房，让他们住在营外，这样才可以保证军中没有懈怠、散漫、喧哗、杂乱的现象。还有屯兵城下，时间太久了，恐怕军心士气都怠慢，像被雨水腐蚀的弓弦，放了几天已经腐烂的食物，但用的人却不知它们已经失去了作用，要慎重思考。附近百姓真有来骚扰军队的吗？这件事也要慎重。

近期眼睛很是疲劳，这次写信用的是先大夫的眼镜，所以字显得小，眼睛还和以前一样模糊。来不及另写信给温弟，请谅解。兄国藩手草。

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

【解读】

曾国藩为官多年一直追求做一个好官。他所遵循的仁爱之道，讲求“平和”二字，不论对事，还是对人，都要如此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好官必须要爱民，这样才能与民同心，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。治军更要爱兵，这样才能使士兵甘愿为你效力。这也体现出曾国藩受儒家经典的影响、以儒学修身养性齐家为根本，主张“仁政”和“民本思想”。

在我国古代，“仁政”和“民本”思想流传已久，早在三代周公时期就出现了“天命不常”、“敬天保民”的主张。当时周公推行这一思想，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一朝一代不可能永远靠上天的眷顾，且不应该总是祭祀上天以求保佑国家太平，人民平安。更重要的是推行“仁政”。而天命可以从民情中察见，人民如果拥护朝廷，那上天自然会高兴；如果民间怨声载道，那么上天就会发怒，这样朝廷也必然会衰败。这也是推行民本思想的源头。

清代康熙、雍正、乾隆朝，以儒家“仁政”、“民本思想”为治国之本，因而才能稳固其满人天下，换得太平盛世。

对此，曾国藩在内政、军事等方面，也遵循儒家思想，极力主张“仁术”施政原则。他曾说：“从事政务，首先在于爱民，要爱民必须选察官吏，察举官吏最重要的在于知人，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。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讲的是‘仁术’，‘术’字最耐人寻味。喜爱一个人而知其所短，厌恶一个人而知其所长，就是‘术’字最好的、最贴切的意义。”

由此可见，曾国藩将儒家的民本思想作为政治原则，他爱惜民力，主张仁政，认为政治的得失就在于能否保证天下人民吃饱穿暖、对朝廷满意。他把儒家思想的施政方案和自身的感受结合起来，主张在治国中要首选“仁政”。

以民为本，就要体恤人民，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，曾国藩认为为官，也就是要为人民办事，所以他在江西任两江总督的时候，就因为爱惜人民，而推迟征收落地税。同时他在同治二年曾对此论述：“我在咸丰十年三月，奏明朝廷，将江西全省的收入充作我们的军饷，仍然按照老章程收取茶税。因为茶捐、茶厘的银数已经很多了，如果再征收落地税，恐怕百姓的财力达不到，这就是我迟迟不征落地税的原因。”

由此可见，曾国藩作为一个农家出身的子弟，对于农民的困苦十分有感触，他也了解人民对这些统治者的殷切希望。所以他对人民更是十分爱惜和体谅。因为他也曾经参加过田间耕作，对农民的劳苦也深有感受。所以，他曾在自己的日记中有“农民最苦”的表述。他写的《劝诫州县》一文，还替民诉苦并从“农夫受苦”的现实推出了天下“大乱无了日”的论断：“唯农夫则无一人不苦，无一处不苦。农夫受苦太久，则必荒田不耕；军无粮，则必扰民；民无粮，则必从贼；贼无粮，则必变流贼，而大乱无了日矣！”

所以说，曾国藩作为一个传统儒学的遵从者和一个知识分子，自然是崇尚仁义道德的。他希望州县的官员都能体谅农民的苦。这样不仅给农民带来好处，另一方面，也维护了社会统治秩序的需要。但是曾国藩身处清朝末期，国家非常贫弱，人民生活更是十分困苦，而自己身为国家的官员，却无法改变这一局势，这让他十分苦闷。但是他心里清楚知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行军打仗也是一样。如果得不到民心，即使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，也是毫无意义的。曾国藩曾说：“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，即百战百胜，也是罪孽；居官而不知爱民，即有位有名，也是罪孽。”

从中可见，曾国藩的民本思想，除了严整军纪、禁止军队扰民外，还极力去关心民众疾苦，赈济灾民，与当地百姓共渡难关，这样来获得老百姓拥护，曾国藩将这种做法称之为“仁术”。

咸丰八年正月，他给曾国荃写信说：“救济灾民，即孟子所称‘是乃仁术也’。”为了把湘军建设成一支爱民之师，曾国藩曾写下了《劝诫营官》一文，把官兵和贼匪作了一个通俗而透彻的比较：所恶乎贼匪者，以其淫掳焚杀，扰民害民也。所贵乎官兵者，以其救民安民也。若官兵扰害百姓，则与贼匪夫殊矣。其意思是说：官兵和贼匪都靠武力行走天下，但官兵和贼匪有所区别的是，官兵是保护百姓的，不侵扰百姓；而贼匪则不然，他们经常骚扰百姓，掠夺百姓的财产。

因此，曾国藩在治军中始终遵循“爱民”二字，从严治理军队。在他看来，养兵是为了民，设官也是为了民，如果一个当官的人不为民着想，那是件令人痛恨的事情。同时，他还指出，为民不是口头言说，也不是只做几件事情来充样子，而是从心底去爱，真心真意去爱。他一直告诫弟弟：“以爱民为行军第一要义，庶为仁义之师。用兵之道，总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。本部堂频年教人，首重‘爱民’二字。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。须日日三令五申，视为性命根本之事，勿视为要结粉饰之文。”从中再次体现出了曾国藩仁政的主张。

曾国藩在筹办湘军的时候，当他看到民众在战乱时期，家破人亡，流离失所的悲惨局面时，更加坚信了他爱民的决心。为了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，能让民众知道他是一个如此爱民的官员，他特地编制了一首《爱民歌》教官兵学唱，歌云：

三军个个仔细听，行军先要爱百姓，

贼匪害了百姓们，全靠官兵来救生。

第一扎营不贪懒，莫走人家取门板，

莫拆民家搬砖石，莫踹禾苗坏田产，

莫打民间鸭和鸡，莫借民间锅和碗。

第二行路要端详，夜夜总要支帐房，

莫进城市进铺店，莫向乡间借村庄，

无钱莫扯道边菜，无钱莫吃便宜茶，

更有一句紧要书，切莫掳人当长夫。

第三号令要声明，兵勇不许乱出营，

走出营来就学坏，总是百姓来受害，

或走大家讹钱文，或走小家调妇人。

爱民之军处处喜，扰民之军处处嫌，

军士与民如一家，千记不可欺负他。

这又体现出了曾国藩不但自己爱民，更教育和约束湘军官兵要严格遵守纪律，体现爱民之心。此外，他还编有《保守平安歌三首》、《水师得胜歌》、《陆军得胜歌》、《解散歌》等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
对于曾国藩这一仁政思想，毛泽东也极力推崇，并以身作则。秋收起义时期，毛泽东率领队伍退到湘赣边界的井冈山，这时候部队中纪律松弛、作风不正，偷摸行为、打骂士兵等现象经常发生，部队在烧土豪劣绅的房子的时候，还时常殃及到旁边穷苦百姓的住房，在抓土豪劣绅时也曾误抓老百姓，有的士兵用了老百姓的东西，从不给放好，弄得老百姓十分不满。

于是，毛泽东便借鉴曾国藩的做法，亲自草拟颁布了《三大纪律六项注意》。后来，又将其修改扩充为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仔细阅读曾国藩的《爱民歌》和毛泽东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两者在内容和条文上不一样，词句上也不同，但主要意思都是约束官兵的行为，加强军队的纪律性，以赢得民心。

由此可见，毛泽东的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是深受曾国藩的《爱民歌》的影响而有感而发。1917年，毛泽东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：“愚于近人，独服曾文正。”在延安时期，毛泽东还曾向一些干部提议阅读《曾文正公家书》，这都说明了曾国藩的仁政思想是非常令毛泽东信服的。

总之，曾国藩能够成为人民传颂的伟大人物，也更加证明了他一生所推行的仁政得到了施行，赢得了民心，因此成为了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，从古至今他这种精神一直被人传颂着。

并且曾国藩这种仁爱之道是古往今来创业守成的不易之道。荀子在与孝成王等人的答问中，也提出过用兵取胜的关键之法。孝成王说：“我请问用兵的要求。”临武君说：“在上方得到天时，在下方得到地利，观察敌方的变动。如果这三者都具备好后发动，一定会取胜。”

荀卿却说：“不对，在我看来，取胜的道术，凡用兵作战的基本，都在于得到民心。这好比弓箭调和不好，羿就不能把微小的目标射中；马匹调和不好，造父就不能把车赶得遥远；士民如果不能亲密地归顺，即使汤王、武王也不能取得胜利。所以善于抚顺人民的人，就是善于用兵的人。而用兵的要术就在于抚顺人民而已。”

事实如此，古代那些圣贤官员之所以能够使国家繁荣与昌盛，人民和谐而友爱，无不都是遵循仁爱之道。

西周太师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了商。一天，武王问姜子牙的治国方法，他回答道：“治理国家的方法，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爱民。对人民要有利而不要有害，帮助他们成功而不要让他们失败，使他们生活下去而不要杀害他们，给他们财物而不要夺取他们的财物，使他们快乐不要他们受苦，使他们高兴而不要他们发怒，这就是治国之道。”

使用人民的道理也就是爱他们。老百姓失去了工作，就是害他们；使农民失去了耕种的季节，就是让他们失败；对有罪的人加重惩罚，就是杀害他们；加重征税搜刮，就是抢夺他们的财物，徭役繁多就会使人民疲惫，就是坑害他们；劳苦扰乱人民，就会引起人民的愤怒。所以善于治理国家者对待人民，好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，好像哥哥爱护妹妹一样，听到他们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就关心他们，救济他们，见到他们劳苦，就怜惜他们，这样才能做个好官，才是人民的好官。

否则，就会引起人们的不满，甚至会导致祸患的形成。

三国时期，张飞是蜀国的大将之一，也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之一。张飞虽性情鲁莽，却伸张正义，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。然而，张飞特别爱饮酒，曾因为饮酒误了刘备许多事情。并且他对自己的属下十分暴戾，每次心情不顺，饮酒后就会鞭打士兵。这弄得军心惶惶，都不敢招惹他。

关羽在麦城惨死于孙权的手上，这一消息被张飞知道后，他非常气愤，立刻就想带兵杀过江东，为兄长报仇。众将士见他如此鲁莽，于是极力劝说，并说刘备已经得到消息，他会下令出兵的，如果没有刘备的亲自调令，而私自调动部队打仗，那就是犯了欺君之罪，是要杀头的。张飞听后，有些收敛，但是当听到人们说，军师及朝中大臣都极力反对向东吴开战，刘备又刚登基不久，放着清福不享，谁愿去带兵打仗，又说桃园结义是假的，人心难测啊……

这下惹恼了张飞，于是他赶到刘备那里痛苦地说了关羽惨死之事，后来，刘备也对失去关羽十分悲伤，并下定决心要为他报仇。刘备便让张飞先回去整顿军马，作好战前准备，他也召集人马，再向蛮王沙摩柯借点兵马随后就来，约定好在江城会合，共同伐吴。

张飞回到阆中，准备迎战，他一边吩咐人马三天三夜赶制白旗白甲，让全军将士为关羽披麻戴孝；一边继续喝酒来麻痹自己那悲愤的心情。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古怪，每天都烦躁不安，如果有谁说话不让他称心，就鞭打谁，军营中被他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，弄得人人自危。

一天，张飞刚下完命令，就有部将范疆、张达上前申奏，说时间紧任务重，很难完成。张飞恼羞成怒，两手击案，指责两人竟敢违背军令，立刻令人将范疆、张达二人痛打八十军棍，以示惩戒，并下令如果完不成任务，就提着头来见他。

范疆、张达原本就是心胸狭隘的人，平常也受了张飞不少的气，这么一打，更是十分痛恨。于是两人商议：三天完成数以万计的白旗白甲，那绝对不可能，到时不免一死。死也要弄个鱼死网破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趁张飞喝醉后，将他刺死，把他的首级献与孙权，或许从此就时来运转飞黄腾达了。

于是，当天晚上，范疆、张达身着夜行服，头蒙黑丝巾，趁着张飞醉酒，偷偷潜入他的帐中。在张飞熟睡的时候，一刀将张飞的脑袋切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张飞稀里糊涂地死于非命。这便是治军缺少“平和”，而导致亡命的可悲故事。

与张飞相比。曾国藩确实是个爱兵如子的好官、好将领，他懂得爱惜自己的士兵，对待士兵平和有加，所以他身边有那么多肯为他效力的将士和勇士，才使他在作战中，取得了一次次的胜利，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作为今人的我们也一定要让自己在生活中注意“平和”二字，并在“平和”上下工夫，这样才会事事处于平和顺利的境地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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