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七十三篇 致九弟：宜以求才为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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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
沅甫九弟左右：

四月初五日得一等归，接弟信，得悉一切。

兄回忆往事，时形悔艾，想六弟必备述之。弟所劝譬之语，深中机要，“素位而行”一章，比亦常以自警。只以阴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即一无所思，已觉心慌肠空，如极饿思食之状，再加以憧扰之思，益觉心无主宰，怔悸不安。

今年有得意之事两端：一则弟在吉安声名极好，两省大府及各营员弁、江省绅民，交口称颂，不绝于吾之耳；各处寄弟书，及弟与各处禀牍信缄，俱详实妥善，犁然有当，不绝于吾之目。一则家中所请邓、葛二师，品学俱优，勤严并著。邓师终日端坐，有威可畏，文有根柢，而又曲合时趋，讲书极明正义，而又易于听受。葛师志趣方正，学规谨严，小儿等畏之如神明。此二者，皆余所深慰，虽愁闷之际，足以自宽解者也。弟声闻之美，可恃而不可恃。兄昔在京中颇著清望，近在军营，亦获虚誉。善始者不必善终，行百里者半九十里，誉望一损，远近慈疑。弟目下名望正隆，务宜力持不懈，有始有卒。

治军之道，总以能战为第一义。倘围攻半岁，一旦被贼冲突，不克抵御，或致小挫，则令望隳于一朝。故探骊之法，以善战为得珠，能爱民为第二义，能和协上下官绅为三义。愿吾弟兢兢业业，日慎一日，到底不懈，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，亦可为吾父增光于泉壤矣。

精神愈用而愈出，不可因身体素弱，过于保惜，智慧愈苦而愈明，不可因境遇偶拂，遽尔摧阻。此次军务，如杨、彭、二李、次青辈，皆系磨炼出来，即润翁、罗翁亦大有长进，几于一日千里。独余素有微抱，此次殊乏长进。弟当趁此增番识见，力求长进也。

求人自辅，时时不可忘此意。人才至难，往时在余幕府者，余亦平等相看，不甚钦敬。洎今思之，何可多得？弟当常以求才为急，其阘冗者，虽至亲密友，不宜久留，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。

澄侯弟初九日晋县，系刘月槎、朱尧阶等约去清算往年公帐。璞山先生近日小疾，服黄芪两余，尚未痊愈，请甲五在曾家坳帮同背书。如再数日不愈，拟令科四来从邓先生读，科六则仍从甲五读；若渐愈，则不必耳。纪泽近亦小疾，初八日两人皆停课未作。纪泽出疹，咳嗽亦难遽期全瘳。余自四月来，眠兴较好，近读杜佑《通典》，每日二卷，薄者三卷。惟目力极劣，余尚足支持。四宅大小眷口平安。定三舅爹三月十六来，四月初六归去，在宅住四天，余住老宅。王福初十赴吉安，另有信，兹不详。

再，弟前请兄与季高通信，兹写一信，弟试观之尚可用否？可用则便中寄省，不可用则下次再写寄可也。又行。

迪庵嘱六弟不必进京，厚意可感。弟于迪、厚、润、雪、次青五处，宜常常通问。恽廉访处，弟亦可寄信数次，为释前怨。《欧阳文忠集》，吉安若能觅得，望先寄回。兄国藩草。

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

【译文】

沅甫九弟：

四月初五，得一他们回来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了一切。我回忆往事，不管是时间上事业上都有后悔的，我想六弟都跟你说了。你的劝慰都很中肯，按照我现在的位置，做我该做的事，我常用“素位而行”这章来约束自己。只因为阴分素亏，血不养肝，即使不想事情，也觉得心慌腹空，像饿极了想吃东西的样子，再加上忧郁，更觉得没主张，烦躁不安。

今年有两件事让我很满意，一是你在吉安的名声很好，两省的官长和各营的将士，还有江西省的绅士，对你的夸奖一直在我的耳边。各处寄给你的信，还有你写给各处的信，都是事实，我常看到。二是家里请的邓、葛两位老师，品行学历都很优秀，勤谨严厉，都很有名望。邓老师整日端坐，威仪可谓，文章有根底，又能切合实际，教书时能教出正义，而又深入浅出。葛老师志趣方正，学规严谨，小孩子很怕他，像畏惧神明一样。这两件事，使我欣慰，即便愁闷时，想到他们就会自我解脱。喜爱名声，只可以追求，不可以自满。我以前在京中，也很有声望，近年来在军营，也颇有些虚名。善始的人不一定善终，走一百里路，走到九十里只算走了一半，一旦声望下降，远近的人都会对你产生怀疑。你现在名望很高，就一定要坚持不懈，有始有终。

治军要以能作战为主要目标，如围攻半年，一旦敌人冲破，不能取胜或受到小挫折，那么你的声望就在一朝一夕间降低了。所以按照探骊得珠的方法，善战就是得到的珠。能爱百姓是第二个目标，能使官绅关系和谐是第三个目标。愿你能够勤奋，每天都很慎重，什么事情都做到底，不松懈，这些不仅补救了我从前的过失，也可以为我们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争光。

精神是越用越有的，不要因为身体弱而过分保养；智慧是越苦练越明智的，不能因为偶然挫折而放弃。这次的军务使杨、彭、二李、次青等人，都磨炼出来了，即使是润翁、罗翁也一日千里地长进着。只有我有自满的毛病，所以没什么长进。你要趁着这次军务增长知识。

求人要自助，你要时刻记住这个道理。人才难得，以前在我幕府的人，我是平等对待，不是特别敬重。现在想来，在哪里还能找到像他们一样的人啊？你应把求才当做首要前提，军营中庸碌多余的人，就算是亲朋好友，也不久留，这样真正的贤者才肯前来共事。澄弟九日去晋县，是刘月槎、朱尧阶等人约去清算往年的公账。璞山先生近日身患小病，服了一两多黄芪，至今尚未痊愈，请甲五在曾家坳代他督促学生认真学习。如再过几天璞山先生的病情还不见好，打算让科四随邓老师读书，科六还跟甲五读书。如果病情得以缓解，就无需如此了。纪泽近日也有点小毛病，八日两人都停课，没有写文章。纪泽出疹，咳嗽无法立即痊愈。我从四月以来，睡眠较好。近日读杜佑的《通典》，每天读两卷，薄的读三卷。就是眼力太差，别的还可支持。家中四宅大小平安。定三的舅父三月十六到这里来了一趟，四月六日才回去，在新房子停留了四天，其余时间都住在老房子。王福十日到达吉安，关于这件事还有信来说明，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。

还有弟弟之前让我和季高书信往来，现在我写了一封，你试试看能不能寄出去？能用就寄到省城，不能用就下次写好了再寄也行。迪庵叮嘱六弟不用进京，厚意感人。弟弟对于迪、厚、润、雪、次青五人，要常常通信来往，互相问候。恽廉访那里，弟弟也要多写几回信，消除从前的误会。在吉安如果能够找到《欧阳文忠集》，希望先寄回来。兄国藩草。

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

【解读】

曾国藩深知治军，离不开人才的帮助。善于使用人才不仅是作战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，而且还将战无不胜，攻无不克。

秦末时期的刘邦与项羽相比，能力上远远不如，但是他却能创立四百年的西汉基业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刘邦以求才为本，善于使用人才。用他的话说：“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我不行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有张良；管理国家，安抚百姓，为军队提供源源不绝的粮饷，这些我都不在行，但没关系，因为我有萧何；要我去指挥百万大军，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我更没这个能耐，但幸运的是，我有韩信。”

从中可见，一个真正的将领，他懂得人才对于他的重要性，所以他善于招揽各样人才来辅佐他，以求得事业的成功。

曾国藩治军就是如此，所以在他身边，大将云集。而他又是如何招揽到这么多人才的呢？其关键无外乎是三点：发现人才，人尽其才，任人唯贤。

首先，发现人才，就是说通过各种途径，来考察你要使用的人。看这个人具有哪些才华，并用于日后发挥他的才华。这样的考察在曾国藩看来是用人的基础，只有充分掌握了人才的基本情况，才能更好地发挥人才的能力。

因此，曾国藩一般对于投奔他来的人，都会先审察一番。一旦被他初步断定为可用的人，他就会给他发放少量薪金，并把他们安顿在幕府中，然后再暗自观察。等到他发现他们各自的才能后，再根据他们的才华，委以重任。如果是对于那些他认为可以担当大任的人，他将会更长久一些进行考察，比如，对鲍超的考察，就是故意制造了一些曲折。

鲍超为四川人，他身材短小精悍，性情也非常豪爽。在湘军中，他同一个叫多隆阿的人齐称“多龙鲍虎”。他原本是胡林翼的手下，但是因为他的同乡李申甫与曾国藩是同僚，所以就举荐他到曾国藩的帐下，并且还为他分析到曾国藩那里的种种好处，于是鲍超就投奔曾国藩来了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曾国藩只是交给了他两营的人马。于是鲍超觉得曾国藩不是很重用他，就对李申甫说：“我在胡大人那里时，他待我推心置腹，比对待其他的将领都要好。给兵无数，粮饷若干，凡是我请示的事情，从来就没有不批准的。我要立下战功，胡大人就立刻赏赐加封；我要是身体不舒服，他就立刻派人给我看病送药；我没有衣甲，他就解下自己的衣甲给我穿；我缺少战马，他就将自己的马给我骑。所以，我对他心存感激，愿意为他效犬马之劳。而如今来到曾大人这里，他却只给两营的兵力，哪里能够为我所用呢？请您马上为我写一份咨文，就说我仍愿意归胡大人属下。”

李申甫听后，便好言相劝鲍超，并把他的不满告诉了曾国藩。曾国藩则说：“鲍某现在还没有尺寸的功劳，怎么能现在就嫌兵少呢？让他先率两营，等到他稍微有些功劳时，即便是十倍以上的兵力，我也没有什么舍不得的。”经过李申甫再三为鲍超求情，曾国藩才勉强给他加了一营。李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：“曾大人待人，并不一定不如胡大人，你刚到这里，还不了解情况，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。”于是鲍超离去。

第二天，曾国藩便邀请鲍超来吃饭，饭桌上，鲍超不停抱怨拨给自己的兵勇太少，希望能多给一点。没想到曾国藩却每次都岔开话题说：“我们今天不谈兵事，只先喝个痛快，先吃猪肚。”说完便举起酒杯劝酒，搞得鲍超连发牢骚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酒足饭饱后，鲍超来到李申甫住所，对他说：“曾大人和我说话，又不让我把话说完，我只是一介武夫，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生活，还是让我走吧。”李申甫再次劝慰了他一番，但鲍超还是郁郁不平。

没过几日，传来太平军大举进攻的消息。于是，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，结果大胜而归。曾国藩就立刻对鲍超进行奖励，同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。此后，鲍超再也没提要走的事情了，曾国藩对他也越来越重用。

可见，这就是曾国藩从“小事入手，以小见大”考察部属的诀窍。再如，有一次刘铭传率军追击捻军打了胜仗，归途中与刚打了一个大胜仗的鲍超相遇。曾国藩知道后就问刘铭传：“鲍春霆穿黄马褂了吗？说自己的战功了吗？”刘铭传回答，鲍超既没穿黄马褂，也没有夸耀他的战功。还说：“与春霆见了一面，是我的荣幸，他还担心自己待人礼貌不周，特别谦虚，哪里会夸耀自己的战功呢？”由此，曾国藩考察出鲍超还保持着朴实的本色和居功不傲的美德。

其次，曾国藩对人才进行考察后，就会根据他们各自身上的才能把他们放到适合的职位上。

古语说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。人也是如此。人无完人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长处与短处，只要能找到适合位置，把人的缺点用在适合的地方，缺点就会变成优点;把人的优点用在不合适的地方，优点也会变成缺点。

曾国藩就十分重视安排属下职务这一问题。对于擅长治军的人，就安排到营务锻炼，以便日后将其培养为将才；对于精于计算的人，便放置到粮台、转运局、筹饷局等机关，让他学习筹饷、理财、运输等工作；对于善于发明创造的人，便把他安排到制造局，参加造舰制炮的工作。让人人都能尽其用、尽其才。正是因为曾国藩的量才所用，才使许多人都享有盛名。有的还成就了一番事业。比如李善兰、华衡芳、徐寿就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，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，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，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。

治军最忌讳的是任用违其才。典型的教训就是三国时期诸葛亮错用马谡的故事。根据史书记载，马谡是个很有才气的人，好论军计。诸葛亮在率军南征孟获时，马谡向诸葛亮详细地分析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心理和魏蜀对抗的大局，并提出了“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”的十六字方针。诸葛亮十分佩服，并采用他的意见经过七擒孟获，终于安定了南中，为蜀国赢取了一块稳定的战略后方。此后，诸葛亮便十分器重马谡。

但是，马谡虽有才，却缺少实战经验。在出兵祁山时，诸葛亮没有重用魏延等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将，而是不顾众人反对任用了马谡，让马谡当了先锋。结果街亭一战，蜀军大败，诸葛亮不得不挥泪斩马谡。如果他不“用违其才”，而是充分发挥马谡的参谋特长，或许蜀国就不会少了一位有才谋士。

对此，曾国藩也有过类似的深刻教训。在曾国藩的心腹幕僚中，除郭嵩焘、刘蓉外，李元度是资历最老的人。在曾国藩连续遭到打击的时候，郭嵩焘、刘蓉两人并不出来相助，即使勉强拉出来，也是很快找借口而离开。这时候，只有李元度不离不弃。从咸丰四年一直和曾国藩同甘共苦。这让曾国藩十分感激，终生难忘。

李元度是个学识很渊博的人，他擅长吟诗作赋，有“神对李”之称。他所著的《国朝先正事略》，曾国藩的评价是“当时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写出这样的巨著，这部书一定会风行海内，传之不朽”。但他对于带兵却一窍不通，可是曾国藩对他依然十分信任，认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君子和可以信赖的部下。

咸丰十年，曾国藩让李元度把守徽州，并再三叮嘱李元度在太平军攻城的时候，一定要固守职位，不可出战，只要能守住5天，就算完成任务。看似很简单的任务，李元度不以为然，就爽快答应了。但令曾国藩想不到的是，李元度到了徽州竟全然不顾他的叮嘱，不但没有守城，还极力想立功，每天都向太平军挑战。当时曾国藩不放心李元度，又派两千人前去增援，但李元度依然是违背用兵之道，让奔波了120里的疲惫不堪的援军，立刻出城去与太平军交战!

当太平军摸清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后，就故意避而不战，这让李元度更加狂妄。于是他大胆出击，没想到却中了埋伏，大败而归。太平军又趁机追击，大举进攻徽州，李元度不但没有吸取教训，而是轻率地打开城门，要与太平军一决死战，结果战败，徽州只守了一天，由于徽州的失守，让曾国藩的大营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。幸亏曾国藩立即命令李续宜带兵增援，才稳住了阵脚。面对如此惨痛的局面，曾国藩无奈只好将李元度弹劾革职。事后，曾国藩反省自己太过于草率，而不应将李元度用在错误的位置上。也正是因为自己“用违其才”，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。

所以说，作为将领一定要慎于用人，不要违背人才的特点而用人，那样只会既害了人才的前程，又让自己的事业毁于一旦。

再次，曾国藩在用人上，力戒任人唯亲。因为如何处理对于亲人的使用，将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功与否。

曾国藩的家族是个大户人家，亲戚较多。他从科举出身到创办湘军起家到出任两江总督，先后来投奔的有上千人。但是他一贯主张唯才是举，废才不用。他还经常告诫曾国荃等人“才能低劣的人，即使是非常亲近的朋友，也不宜久留，怕的是贤者不愿意与其共事”。

曾国藩当年进京赶考，因为手头十分拮据，而无法起程。幸亏他的南五舅变卖了家产，帮曾国藩凑足了盘缠，他才得以前去。这样的大恩，曾国藩一直铭记在心。他在京城做官以后，每年都会寄给南五舅一些银子，以报答他当年的恩情。南五舅去世后，他有个独生儿子江庆才前来投奔，曾国藩对他也十分关照。但是这位表弟没有什么才能，且十分懒惰，交给他办的几件事情，他都弄得一团糟。而且逢人总是以曾国藩表弟自居。这让曾国藩的处境十分尴尬，于是他委婉但坚决地把表弟劝回了家。与此相同的事件中，还包括把自己的弟弟曾国葆裁撤回家。

曾国藩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因为在他看来任人唯亲和任人以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：任人以长是以才能优劣为标准的，而任人唯亲则以关系亲疏为标准，两者的落脚点是不同的。而要想选出真正贤德的人，就应以人的能力来衡量。在古代，常说：“内举不避亲，外举不避仇。”这正道出选人的任用标准，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发挥出人才的长处。

总之，上述都是告诫人们在治军的过程中，求才是首先要做的事情，但是求才万万不能盲目而求，而应懂得察人、用人，因地制宜，让真正的人才各得其所，这才是最重要的治军之道。

治兵如此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与人交往和事业上的用人也是一样，只要你能够因人而用，那么你就肯定能让自己有一群能力超群的朋友，事业也会因人脉的旺盛而更加旺盛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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