曾国藩家书 第九十六篇 季弟：望讲求将略品行学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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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原文】

季弟左右：

顷接沅弟信，知弟接行知，以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，不胜欣慰。官阶初晋，虽不足为吾季荣，惟弟此次出山，行事则不激不随，处位则可高可卑，上下大小，无人不翕然悦服。因而凡事皆不拂意，而官阶亦由之而晋。或者前数年抑塞之气，至是将畅然大舒乎？《易》曰：“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”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顺，如此名位岂可限量？

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。凡在行间，人人讲求将略，讲求品行，并讲求学术。弟与沅弟既在行间，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，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，必躬亲之，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，必苦思之。品、学二者，亦宜以余力自励。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，后世即推为天下罕见之人矣。大哥岂不欣然哉！哥做几件衣道贺。

沅弟以陈米发民夫挑壕，极好极好！此等事，弟等尽可作主，兄不吝也。

咸丰十年六月廿七日

【译文】

季弟左右：

我刚刚接到沅弟寄来的信，知道弟弟已接到训导加国子监学正衔的任命，我心中非常欣慰。虽然只是初步晋升官衔，还不到让我们视为荣耀的地步，但是弟弟此次出仕做官，做事要毫不偏激，也不要随波逐流；所处地位可高可低，可上可下，朝中大大小小的文武官员，都会钦佩赞叹的。这样凡事都会称心如意，官衔也会得到晋升的。也许是前些年抑郁不畅的怨气，现在都得以畅然舒展了吧？《易经》中说：“天之所助者顺也，人之所助者信也。”若弟弟能够常常想到“顺信”二字，今后的功名是不可限量的。

近些年来，我们湖南的风气蒸蒸日上。只要是在军中，人人都讲求将略，讲求品行，而且讲求学术。你与沅弟现在在军中，希望你们要以讲求将略为第一要务，甚至连点名看操之类的粗浅之事，也要亲自处理，至于磨炼胆略、预料敌情等精微事情更应该亲身经历，用心思索。品、学二者，必须要时时自勉自励。只要现在能成为湖南出色的人物，以后一定可以成为后世推崇的天下罕见之人。大哥怎能不高兴万分呢！哥哥特地为你做了几件衣服以表庆贺。

沅弟用陈米作为挖壕(的工钱)，发放给劳作的民夫，这件事做得非常好！以后类似这样的事情，你们都可以自己拿定主意，我不会在意，更不会限制你们的。

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七日

【解读】

曾国藩从政为官的时代，是个政治黑暗、社会混乱、民不聊生、人心思变的时代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曾国藩非常注重在伦理道德上的修养，而且还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，改革弊政，鞠躬尽瘁。

曾国藩从实践管理中认识到德与才关系的重要性，并强调德是为政的关键。他认为德若水之源，才若水之波；德若木之根，才若木之枝。德而无才则近于愚人，才而无德则近于小人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提出，要选择那些能够务实求治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。他强调人才的选拔，宜“以有操守而无官气，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。”“尤以习劳苦为办事之本，引用一班能耐劳苦之人，日久自有大效”。由此可见，他对人才的使用，十分讲究德术，也就是看重一个人的品德和学术。如果做到品德兼优，学术有方，那就是最好的人才。

如有带兵打仗的塔齐布、罗泽南等；有筹粮筹饷、抽厘办捐的李瀚章、黄赞汤等；有参与机要出谋划策的沈葆桢、汪士铎等；也有帮助他开办洋务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容闳、徐建寅、薛福成等人，当然后来接替他担任钦差大臣、直隶总督的李鸿章，更是他的得意门生。

正是因为他有如此独特的眼光和见解，因此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幕僚群体。

“德与才”一直是人们谈论的古老而热门的话题。从《易》的“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”、“君子以厚德载物”以来，中国就有了根深蒂固的道德传统。古代圣贤或者以文，或者用行动来表达他们对“德为才先”的看法，例如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精辟地论述：“才者，德之资也；德者，才之帅也。”其意思是指，才为德打好知识和技能的基础，德才兼备是用人的首选，也是用人的原则。康熙说：“国家用人，当以德为本，才艺为末。”陈云说：“德才相比，我们要更注重于德”等。这些事例都体现出了“德为才先”的中国主流、正统的价值观。

但历史上也有特立独行，主张“重才不重德”的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曹操。他曾在公元210年（汉献帝建安十五年）、214年、217年先后三次以丞相身份下诏，不计德行地求才：曹操以历史上三个著名人物——春秋的管仲、战国的苏秦和汉初的陈平作为例子，说：“管仲年轻的时候和鲍叔牙合伙做生意，在分配利润时总是多拿一些，被人批评为贪财；齐桓公如因廉洁而不用管仲，又如何称霸春秋？苏秦摆弄六国和同学张仪，又和燕太后关系暧昧，私德有亏，但却能扶助弱小的燕国。陈平则据传是“盗嫂受金”（和嫂嫂有不正常关系，又收受贿赂）之徒，却仍能得到汉高祖的重用，其后六出奇计，协助刘邦打下天下，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并列为汉初开国四杰。在曹操看来，人各有长短，不能因为他人操守的短处就拒人千里之外。

对此，梁启超在《论私德》一文中批评曹操说：中国历史上德行风俗之美，无过于东汉，但后来都怪曹操，以致“权诈叠进，奸伪萌生”。作为一位难得的政治家和军事家，曹操一千多年来却始终被中国人视为是“奸雄”，“枭雄”的反面人物，这也正是因为他“舍德趋才”，才得到的评价。

还有北宋的王安石。他任宰相推行新法时，常用一些有才无德的人。这令司马光十分不满。当司马光质问他的时候，王安石回答：“我用有才智的人，让他们无所顾忌地推行新法，等推行有成，再代之以老成的人，这便是所谓智者行之，仁者守之。”司马光听后，坚决地反驳道：“你错了！真正的君子，当人家要他担任高官要职时，会再三考虑，未必接受，而一旦人家要他去职，便会立即抽身，进退干脆利落；小人正好相反，总是抱着既得的地位不放。如果你一定要他辞官，他必然怀恨在心，而反咬你一口。”后来果然被司马光说中，王安石被小人排挤下台。导致了新法的失败。

所以说，“德与才”对一个人来说，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权衡二者，也只能说：“用德或用才，随时局而定”。例如明代汤显祖（《牡丹亭》作者）就主张：“乱世思才，治世思德”——在太平盛世，自然要用遵纪守德之人；但如身处乱世之中，父子骨肉难以相保之际，有时不得不为生存而松动德行。此时为了平定乱世、恢复秩序，就不得不重用一些有才干但不守世俗礼法的能人。所以说，在一个军队中，如果能够调配互济，可能是比较实际易行的做法。

如今，用人仍以“德”为先，道德和品行是第一位的，但德必须与才合理搭配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。“德”上面有问题、有缺口就容易腐败堕落，只有德才兼备、具有真善美的人，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；只有德厚才高、心灵纯美的管理者，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员工，做出更大的企业。

其次，一个人要做到学术有方。《孙子》认为“夫未战而庙算胜者，得算多也；未战而庙算不胜者，得算少也。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！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”其意是说，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，也没有离开谋略的胜利。

在战争中，古今中外以谋取胜、以谋兴邦的实例不胜枚举。如：“孙膑巧用三军胜魏兵”；“田单巧布火牛阵”；“韩信智破魏、赵、齐”；“贾翊献计败曹军”等都是施计用谋战胜敌人的光辉范例。有勇无谋而亡国灭军的也不乏其例。比如：商纣王失身亡国的深刻教训之一，就是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牧野决战中，用谋失当。

因此，要想成为政界上的好官员，军事上的出色将领，企业的出色领导人，必须自身勤勉做到德才兼备，学术有方，切忌骄傲自大。因为狂妄荒谬的人则极易招惹祸患；只顾自我标榜的人对待他人则薄情寡义，他们肯定会被部下离弃；惩罚无罪的人则肯定使百姓怨声载道；喜怒无常的人，难逃灭亡的厄运。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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